记者 谭昕吾
　　
　　62年前，株洲市有了第一条水泥马路——建设大道（原称株易路，现建设路）。这条主干道从栗树街一直延伸到白石港，是这座城市最初的地图中那条清晰雪白的印记。
　　
　　株洲建市后，建设大道附近的一个个坐标点，织就了市民们的生活重心，区域如徐家桥、建宁街；地点如人民电影院、株洲市政府、新华书店、中心粮店……株洲火车站到株洲百货大楼之间的市中心一带，上演着当年最为繁华、时尚的城市风景。
　　
　　1959年，在这幅风景图中，出现了株洲市的第一位女交警，她就站在建设大道（火车站对面地段）的交通岗上，挥舞着手中的红白指挥棒。
　　
　　新中国建立后，“提高妇女地位”成为时代的呼声。这一观念的更新体现在国家建设的具体事务上，是一批批女飞行员、女司机、女警花的集中诞生。
　　
　　株洲市公安局的交警队也响应时代号召，开始从社会上招选女交警。当时的民众交通意识还很滞后，教育民众重视交通安全，女交警当然更具亲和力。当时19岁的谢凤梅，便是在这样的时代机遇下，成为了株洲市首位女交警。
　　
　　交警面试还看字写得如何
　　
　　“1959年3月27日，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个日子，那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现年74岁的老人坐在窗前，阳光和微风抚摸着老人的银发，她慈祥的目光望向不远处的响石岭派出所，那是她离休的地方，将一个一生难忘的日子娓娓道来，指引着记者走进老人记忆的漩涡——
　　
　　1957年，梦想着成为一名女兵的谢凤梅意外落选，一同报名的闺蜜却应召入伍，去火车站为朋友送行时，她在车站整整哭了一个下午，直到人声鼎沸的火车站重归寂静，才转身离开。“我哭，一是舍不得好伙伴，但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责怪，因为当上兵，我就能为家中爹娘姊妹减轻很多负担。”
　　
　　难过也无用，只好收拾心情，进入株洲市木工厂当实习学徒。当别的姑娘都开始烫发、处对象的时候，谢凤梅却跟着厂里的师傅们如“拼命三郎”一样拼命干活。
　　
　　1959年，当公安局交警队开始四处寻找符合条件的女子做交警时，警队打听到谢凤梅的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让队长记忆深刻的是，这个姑娘肯干，扎实，特别不怕苦。
　　
　　“丑话说前头，交通警察工作很辛苦，一整天得在外站得笔直不能歇气啦！”队里的前辈好言劝诫前来应征的姑娘们，当场有人知难而退，谢凤梅却一口应下，“我不怕苦，我喜欢干活，我们在家下田干活都是一整天。”
　　
　　工作不怕苦，有件事却给谢凤梅浇了冷水——要当交警，必须先写申请书，“我一个小学文化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那不是给人看笑话？”但没能当上女兵的她一心想着，绝不能错过当警察的机会。于是找到寝室里的一位好姐妹，“她会写的字很多，我在旁边念，她帮我写下来。”初稿完成后，整整抄了十几遍的谢凤梅，才对手里的一页“申请书”颇为满意，第二天交到队上，听领导说，小姑娘字写得还不错嘛！她才放下心来。
　　
　　就这样，她成为交警队里，年龄最小，且是唯一的一位女交警。
　　
　　“整个交警队才5个人。”谢凤梅记得，当时的交警工资是每月32块钱，“到了4月20号，我发工资了，32块钱。以前做学徒，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5块。”周末，谢凤梅回到乡下家中，自己留了12块，把20块钱交给父母，“父亲拿着我给的钱说，‘妹子啊，你这20块抵得爹做一年的钱了。’那时候我差点哭出来，还转过身去装作很开心地大笑，心里却觉得终于能帮到家里了。”
　　
　　来往的车辆我们几乎都认识
　　
　　交警工作辛苦吗？谢凤梅摇头笑着说：“不辛苦，我太喜欢这份工作了。”身为交警，每人发了两套制服，“一套蓝色的，裤腿上有红筋；另外一套是白衣配蓝裤子，然后有一顶圆帽子。”领到这些装备，经过两天的培训，首位女交警就这么上岗了。
　　
　　站上指挥岗台，手握红白相间的交通指挥棒指挥交通，却没想象中那么顺利：“指挥棒，别看平时交警拿着挥来舞去的，轮到自己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胳膊撑不平，就是指挥棒指偏了方向。这根指挥棒直径只有4厘米粗，很轻，但在手里握大半天，回到家吃饭，手都没法拿起筷子，因为手一直抖个不停。”老人比划着手中的姿势回忆着，那时的路口，基本上都是棒岗，没有灯岗，全靠交警用指挥棒指挥路口的交通。司机通过路口时，完全是依靠交警指挥棒的指示来确定停车或行进方向。
　　
　　“灯岗就是按照红绿信号灯指挥路口的交通，而交警的指挥手势和指挥棒只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1960年，为了设置灯岗，谢凤梅和队上的3个男同事跑到湘江河里挖木头，“抬出来去做红绿灯的灯杆，大家捋起衣袖裤管，就往肩上扛。”大队长听说此事，跑到岸边大喊口号为他们鼓劲：“‘好小子，好姑娘，有干劲、加把力’，大家就一边抬一边笑。”
　　
　　即时是在灯岗下指挥交通，一站也是半天，“中午时换一趟班，所以站岗指挥都是半天。”一年四季，交警头戴一顶小圆帽，就算是遮阳防晒了。遇上雨天，穿件雨衣照常指挥交通，而寒冬腊月里，军大衣是没有的，“大家都只是在制服里穿一套卫生衣裤（绒衣、绒裤）。”
　　
　　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也并非人人能适应。在谢凤梅之后，交警队陆陆续续招聘了6位女交警，其中值勤时晕过去的情况并不少见。但在谢凤梅和同事们的记忆里，她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干这行，必须身体好。”
　　
　　不过，当时株洲马路上的车辆比现在少了许多，甚至来来往往几辆车，都是熟人，“那时候，只有331、601、麻纺厂……这些工厂有几辆车，一来二去的经常照面，自然就成了‘熟脸’。”所以交警除了指挥交通工作，街道巡逻、规范街道也属于工作范畴。徐家桥的菜农把担子摆到了马路边，谢凤梅巡逻到此，少不了和小贩聊上几句，“今天生意怎么样咯？这马路上面哪里会有人买菜，到桥上面去嘛，这里等下时时刻刻会有出车，撞到碰到多划不来。”商量几句，菜农们便担着担子回到市集里，原本作为行道的路边重新回归平坦。
　　
　　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想当交警
　　
　　可惜的是，由于女交警们执勤一个班次长达4小时，她们身体逐渐出现了不适。1962年新年过后不久，全国各地女交警陆续撤销，转调交通后勤或其它工作单位，株洲的交警警花们也不例外。
　　
　　谢凤梅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央周恩来总理对女交警的关心。
　　
　　就这样，株洲的女交警又渐渐淡出了市民们的视线。令人欣慰的是，时隔多年之后，女交警再度上岗值勤，但相较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们得到了更多关爱，由于信号灯、电子监控器等硬件设施的改善，女交警的工作强度也已大为减轻。
　　
　　“上世纪80年代，恢复女交警值勤后，我前后很多次申请调到女交警岗位。”80年代初，谢凤梅参加全市户籍内勤评选获得全市第一，可她拒绝升迁，还是不依不饶地申请调回交警队做交警，“这份工作很光荣，我一直觉得自豪，但当年的领导做了很多思想工作，最后我还是没能回到交警岗位。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想当交警。”
　　
　　虽然只有短短的3年时间，但像谢凤梅一样的首批女交警们仍如璀璨的繁星一般点缀新中国的天空，引起市民的羡慕和社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