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新区综合交通枢纽。 长沙晚报记者 邹麟 摄）

　　长沙晚报记者 范亚湘

（2016年5月6日，我国首条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线路正式投入试运营，长沙从此迈入“磁浮时代”。 长沙晚报记者 王志伟 摄）

　　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书记陈文浩在全国两会上表示，长沙具有持续的竞争力，城市品质不断提升，且已承担多项国家层面的职能和功能，完全具备创建国家中心城市的基本条件。

　　长沙古时称为“潭州”，是著名的楚汉名城、山水洲城和快乐之都。长沙作为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具有三千年灿烂的文明史，是楚汉文明和湖湘文化的始源地。今天，结合长沙创建国家中心城市的步伐，我们来说一说长沙城市发展历史上曾经的豪迈和婉约……

　　“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描绘长沙城人户之繁，商业之盛

　　“一座城市要有自己的梦想，梦想决定城市未来和高度。”3月9日陈文浩在全国两会上说道，去年召开的长沙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创建国家中心城市、实现基本现代化的目标。创建国家中心城市是一个“跳起来摘桃子”的目标，长沙将坚持实干为本，精准发力，锲而不舍，把愿景变成实景，让幸福在百姓家门口升级。

　　“让幸福在百姓家门口升级”——而当我们将目光追溯到宋朝，不难发现，那时的人们便在这座城市“乐享山水”的美妙。

　　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著名词人张孝祥从桂林罢官北归，舟过潭州(长沙)，他特意停留了几日，见到潭州的繁华后，一路沉郁的词人心情徒变，填了一首《水调歌头·泛湘江》：“湘妃起舞一笑，抚瑟奏清商。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莫遣儿辈觉，此乐未渠央。”

　　这段文字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湘水女神嫣然一笑，飘旋舞的霓裳，拨弄琴瑟的纤指下流泻幽怨的一曲清商，唤起行吟泽畔的屈子一腔报国的忠愤，写入《九歌》眷眷不忘那拂袖挥洒的文字，一字一句与日月争光。呵，莫要让儿辈知晓一江湘水的遐想，这泛舟的乐趣悠渺不尽，正该我辈独享。”

　　巧合的是，第二年春天，张孝祥便“知潭州”，再一次“独享”了泛舟湘江那悠渺不尽的乐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张孝祥是和同为诗人的父亲张祁一道泛舟湘江。张祁捻须独立船头，眺望人头攒动的潭州城内，真还有些“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味道，诗兴大发，不禁吟道：“春过潇湘渡，真观八景图。云藏岳麓寺，江入洞庭湖。晴日花争发，丰年酒易酤。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

　　据《湖南商贸史》记载，其时，浙、闽、广等一带的商人大批涌入潭州，进行大米、茶叶等贸易，并带来了大量的沿海的产品进行交换。长沙城内兴起了夜市、早市、庙市，经营各类商品的大小店铺、酒楼、饮食店以及金银钞引交易铺遍布城内大街小巷。张祁的这首《渡湘江》，生动地描绘了潭州人户之繁，商业之盛，这种像京城一样繁华热闹的壮观场面，在南方内陆腹地很是罕见。

　　宋朝时应该还没有“中心城市”这个概念，不过，在全国已出现了几个著名的商业大都市，如汴京(开封)、临安(杭州)。因为汴京和临安是北宋和南宋的京城，其他城市难以比肩正常不过。同时，北宋年间编修的《元丰九域志》是一部对后世影响盛大的志书，该书中列举了全国人口在20万以上的“中心城市”名录：汴京、京兆府(西安)、临安、潭州、福州、泉州。

　　长沙文史专家陈先枢说，宋代长沙是南方著名的米市、茶市。当时，湖南的农业、手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位居全国前列。南宋叶适就说：湖南“地之所产，米最盛，民计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这无疑为长沙成为宋代的“中心城市”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

　　“湖岭一都会，西南更上游”：

　　确立长沙“江南商埠”和“中心城市”地位

（今年是长沙实施“新三年造绿大行动”的开局之年，全市年内预计新增绿地面积500公顷，新建改建林荫道路66条(段)，完成立体绿化面积27万平方米。 长沙晚报记者 余劭劼 摄）

　　前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发布通告，从今天起，从冬春季航班时刻调整至夏秋季航班时刻表。换季后，本航季长沙机场共计划执行直达国内外100个城市(机场)的166条定期航线，其中始发航线95条，含国际地区定期航线25条。

　　按照首次提出“国家中心城市”这个概念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的说法，国家中心城市对外要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对内则是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中枢，是国家综合交通和信息网络的枢纽，是科教、文化和创新中心，具备引领、辐射和集散功能。

　　长沙是国家重要的交通枢纽，京广铁路贯穿城区南北，沪昆铁路连接东西;京广高速铁路与沪昆高速铁路在长沙火车南站交会。现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航线达到120条，这些优势正是长沙“对内则是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中枢，是国家综合交通和信息网络的枢纽”的明证。

　　长沙“交通区位”优势，早在秦朝时就凸现了出来，也是因为这个基础，宋代潭州城市的聚集和辐射功能就已彰显，进一步确立了长沙“江南商埠”和“中心城市”的地位。

　　秦统一后，秦始皇以长沙为“桥头堡”开始南征。随着战争的硝烟散去，那条昔日大军南下的驰道，成为了长沙与中原、岭南联系要道。宋朝时，南方已基本上形成了以潭州为中心的交通网络，潭州有“湖岭一都会，西南更上游”之称。

　　不过，当时长沙与中原的联系主要是水路，上供京都的货物均由水路转运出去，然后分调船只溯流进入汴京。那时，包括现在的岭南、广西、贵州等部分地区，均把货物先集中到潭州，然后由潭州发运，沿湘江北上，入洞庭湖，再由长江航线运至各转运地，显然，湘江已成为宋代潭州联系中原、两浙等地的交通干道。

　　水路的便利大大加速了潭州与岭南和广西、贵州等漕运和商旅贸易往来，长沙成为了南方物质贸易的集散地。其时，湘江沿线还建有码头、驿馆、递铺，把潭州与各地联系起来，“北来因鼎粟，南至山渠(灵渠)船”，还有供农民出售柴草和饲料的草市。民国初期长沙还保留着“通货”、“驿步”、“草市”三个门，就是由此而来。

　　潭州城内的商品贸易更为兴盛，铜器、茶、茶具及各种农副产品大量涌向市场。长沙茶叶研制精致，品位极高，宋代士大夫多把它作为珍品，并以此互相炫耀。史称：“长沙造茶品极精致。工直(值)之厚，轻重等白金。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以相夸侈。”可见，这是一种附加值极高的茶叶珍品，即使产量不多，却已销往全国各地。《太平寰宇记·潭州》也印证了这一事实：长沙之南楠，其树如棠，楠采其芽谓之茶。湘人以四月摘杨桐，捣其汁，伴半而蒸，尤宜暑月饮之。“潭、邵(邵阳)之间有渠江，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乡人每年来额不过十六七斤，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烹之无滓也。”

　　“百万人家簇绮罗”：元文宗命名长沙“潭州路”改为“天临路”

　　3月22日，记者致电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治彦，他表示，“只有形成更多的经济增长极，才能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同时缓解超大城市的压力……国家提出创建国家中心城市，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

　　国家中心城市应该具备五大功能：综合服务功能、产业集群功能、物流枢纽功能、开放高地功能和人文凝聚功能。从这些功能中不难看出，作为塔尖城市的国家中心城市，除了需要具备强劲的综合实力外，还应该能够起到引领、辐射作用。今年两会期间，住建部部长陈政高在谈到国家中心城市的作用时说，一句话概括就是“要带动周边发展”。

　　最近十年来，长沙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其GDP排名从2005年的第24名上升到2015年的第14名，上升幅度在主要城市中最大。不仅如此，长沙在省内的首位度也非常高，达到2.95，其占全省GDP的比重也接近30%。其在省内的综合影响力，并不亚于周边省份的省会城市。而且，随着长沙构建国家中心城市新格局的升级，完全可以引领、辐射和促进湘赣、湘黔、湘桂等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不得不说，长沙创建国家中心城市新格局还有一个独具特色的亮点，那便是以“经邦济世”为主导的湖湘文化理念，不但对宋代以后商业伦理观点的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而且，“灭私欲，则无理明”的信条也成为古代商业道德的准则。在这个信条下，提倡以义求利、买卖公平、货真价实、诚信无欺，反对不正当竞争，以求得同业共同的发展。这个信条在今天仍然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能，长沙从此深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当这些社会文化因素为一座城市的市民所认同并共享时，这时的商人就兼具“经济人”和“文化人”双重身份，使长沙的历史文化中融合了积极的“商业文化”的色彩。

　　1276年，元军大将阿里海牙占领潭州，随即“分遣官属招徕末附者”。南宋荆湖南路各州见长沙归元，“皆率其民来迎”，湖南迅即平定。次年，元王朝为用兵岭南和稳定湖南局面，将荆湖行省治所设在潭州。南宋广南西路平定，荆湖行省辖地扩大到了今广西地区，遂改为湖广行省。潭州因是元朝平定湖湘、征服岭南的前沿基地，湖广行省时称“潭州行省”“湖南行省”。元王朝这么做，恰恰就是因为长沙在南部的地理、经济地位所决定的。

　　陈先枢说了一个故事。

（岳麓区是长沙的“西大门”，集山、水、洲、城于一体，拥有湘江、橘子洲、岳麓山等生态资源。 长沙晚报记者 邹麟 摄）

　　元代早期长沙一直称潭州路，可到了1329年4月，怎么忽然改为“天临路”?潭州改“天临”，却与元朝文宗皇帝图帖睦尔亲自下诏所改，而且，这里面还隐藏了一个故事。1320年夏，因权臣倾轧，元武宗次子图帖睦尔被放逐到遥远荒凉的海南岛。1323年，流寓海南琼州(海口)的图帖睦尔有幸被召，遂日夜兼程，涉风涛，越五岭，一路北上。“还至潭州，复命止之。居数月，乃还京师”。

　　图帖睦尔到底在长沙停留了多长时间，没有具体记载，只知是“数月”。由于潭州市井繁华，图帖睦尔居长沙期间虽然精神上郁郁寡欢，但在物质生活上还算滋润。长沙百姓对图帖睦尔这位未来的皇帝也算客气，不曾刻意去刁难他。可以说，长沙给图帖睦尔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印象。1328年，图帖睦尔登上帝位，是为元文宗。遂颁布诏书，将潭州改天临。天临，即天子临幸之意矣。这是有史以来，长沙唯一一次遭遇皇帝改名，“天临”城虽存世时间不长，但无疑给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长沙增添了有趣的一笔。

　　到底是什么使元文宗对长沙那样有好感?可惜，这方面的文字记载不多。但据《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其时，潭州是元代沿长江的新兴商业大城市之一。元代诗人陈孚在咏潭州的诗中更有“百万人家簇绮罗，丛祠无数舞婆娑”的描写。

　　朱元璋灭了元朝后，明朝长沙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带有前朝皇帝莅临之意的天临路改为潭州府。1372年，又改为长沙府，从此，潭州一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同时，长沙的行政区划基本上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长达5个多世纪之久，长沙之名亦沿袭至今。

　　明代《长沙府志》说，长沙城内有织机巷等专门的纺织业区。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网络也初见雏形，城市街巷布局基本定型，志中所记盐仓街、苏家巷、碧湘街、学院巷等大小几十条街巷与现今无异。同时，由于对周边小城镇的辐射，紧邻长沙城的溁湾市、渔湾市、暮云市、捞塘市、新康市等小城镇发展迅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