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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上午，以“生态智慧、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为主题的2015年(第十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在广州开幕。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会上建议，各大饱受堵车之苦的城市均应借鉴国外先进城市，如新加坡、伦敦、米兰、纽约等地的经验，按重点程度划分区域，对进入的车辆收取适当额度的拥堵费。仇保兴说，拥堵费的设立是世界潮流，广州人口比伦敦多出三倍，交通用地仅为总用地的10%-12%，比伦敦更需要用拥堵费来治拥堵。
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城市规模的逐渐扩大，人口的日益增多，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是不争的事实，由此也必然带来交通拥堵。但不顾具体实情，将其他国家一些大城市收拥堵费缓解拥堵的做法复制移植，未必能起到治理拥堵的效果。
各地的交通拥堵状况，既取决于道路状况、民众出行偏好、机动车数量等客观因素，也取决于民众文明程度、法治意识等个人素质。即使客观状况完全一样，民众出行素质低的地方,由于闯红灯、逆行等各种交通违法现象多，必然导致交通拥堵程度增加。如果不提高交通违法成本，不问责出行陋习，仅靠收拥堵费治堵，让包括守法者在内的全体出行者一并承担社会治理成本,无疑有懒政的嫌疑。
此外，当特大城市的工作机会、福利待遇等更具有吸引力时，必然吸引更多流动人口，而出行又是刚性需求，显然不能指望靠收取拥堵费来缓解拥堵。譬如之前有观点主张：靠火车票涨价来缓解春运压力、靠景区涨价缓解景区压力、靠涨停车费缓解拥堵压力，但是经实践证明，此类做法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倒是让不少投机者坐收渔利。
相反，在特大城市，民众已承担着较重的房价、教育、医疗、养老等压力，政府部门本应出台政策减轻其压力才对，没有任何理由再次收取拥堵费，增加公众负担。尤其是在限行、限购等一系列政策挤压下，人们出行成本已大幅增加，而出行难依然未见改观。如今，又有什么论据能证明收取了拥堵费就能切实缓解交通拥堵呢？
交通拥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早期的城市规划不合理，缺乏前瞻性。这种后果理当由决策者承担，可通过加大对交通设施的投入来缓解拥堵，并鼓励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不宜由民众为有关部门的决策失误埋单。
拥堵费的设立是世界潮流，但并不一定适合我国，广州人口比伦敦多出三倍也不能推导出其收了拥堵费就能治理拥堵。未经慎重论证，脱离实际国情的“拿来主义”，或许会出现南橘北枳的结果，这样的“拿来主义”还是慎重为妙。
来源：长沙晚报
编辑：盛学运